查看详情>> 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林毅夫教授有个极具争议的判断，他说中国在未来20年都能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观点一出来，众人一片哗然。很多同行和非同行都觉得林毅夫教授是信口瞎说。 如果你觉得林毅夫教授错了，那么，你敢不敢和林毅夫教授打个赌呢？ 为什么不呢？看起来，底牌都摊到桌面上了，谜底早已揭开。中国的GDP增速已经低于8%了。2014年第4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4％，2015年第1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7%。这么低的数字，仍然遭到很多分析师的质疑，不少人觉得真实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这还低，还低得多。 消费低迷，投资急剧下降，出口萎靡不振。唯一能够让人乐观的办法，似乎只有把每一张经济指标的走势图倒过来看。 消费低迷不仅是由于受到反腐和“八项规定”的冲击，观察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都一直趴在谷底不动。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的提高，消费的增长从哪里来？ 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过去，出口形势喜人，中国的制造业在20多年的时间内改天换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要刺激经济增长，大批资金涌入重化工业。但如今出口已经难以回到当年繁花似锦的时代，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的投资自然难以高涨。房地产原本能够持续增长至少20年，但这个行业不断地靠激素催肥，引发了资产价格泡沫和各种社会问题。政府采取多重措施遏制房价上涨之后，房地产投资也应声而落。如今，唯一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增速的只有基础设施投资，但独木难支，基础设施投资无力对冲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下滑。地方官员懒政和观望的现象，或许还会影响到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 出口早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显出颓势，危机之后更是持久地低迷。这不仅是因为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其它新兴市场的竞争力相对提高，也是因为贸易的规则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低热度的“贸易战”风险始终影影绰绰，挥之不去。 若是看长期趋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更是不容乐观。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基本面因素的变化。 首先，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廉价劳动力看似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会迅速地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其次，随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后发优势也随之消散。过去，你想抄谁的就抄谁的，不管抄啥都能提高自己的水平，现在是想抄的人家不让抄，自己琢磨吧又不是总能琢磨出来。最后，赚钱的动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我们的父辈会省吃俭用，因为他们的生存压力太大。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很多工作狂，则是一半因为焦虑，一半因为激情。如今，激情渐冷，理想成空，有中国特色的“工作伦理”成了明日黄花。 有这么充足的理由，为什么不跟林毅夫教授赌一把呢？ 且慢。每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往往波动很大，回顾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有峰顶，亦有谷底，我们已经经历了几轮大起大落。1989-1990年有过一次暴跌，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也掉到了8%以下。但每一次中国经济都较快地走出了谷底。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神州大地一夜回春，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过热。1998年之后，政策也出现了较大的调整，2000年中国经济就已经回暖，即使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崩溃和SARS的肆虐，也改变不了复苏的趋势，到2003年之后就已经有了过热的信号。 我是天生的悲观派，很难让我相信中国经济还会保持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我又是资深的怀疑派，如果说中国经济从此就永远告别了8%，又很难让我信服。为什么历史不会再重复它自己了？ 所以，在跟林毅夫教授打赌之前，最好要想得更清楚。要是我们谈的是20年之后，那么你的赢面更大，但要是一起预测2016年的经济增速，怕是胜负难测。 假设中国经济在2016年能够回到8%，那又可能分为两种情景。情景一是，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转型。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去杠杆化做得非常彻底，扒掉一层皮，脱胎换骨。反腐运动会清除掉那些和官员联系更紧密、寻租活动更猖獗、资源配置更低效的行业和企业，从这些行业和企业释放出来的资源，如果顺利的话，应该流入更有成长性、更干净的新兴行业和企业。那么，2015年中国经济看起来越悲观，2016年的经济复苏就会越喜人。 另一种情景是，经济下行的压力超过了政府的心理承受范围，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呼啸而来。刚刚节食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完全适应的时候，饥饿感会让人觉得格外难以忍受。一个声音告诉你：“我再不吃就会低血糖了，今天吃完我明天一定起来跑步。”另一个声音告诉你：“少废话了，吃！” 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穿旧鞋、走旧路。财政空间仍然相对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开始中国版的QE，有关部门的忽悠力又那么强，我在路边小店吃豆浆油条的时候都能听见邻桌的青年在激烈地商量A轮，B轮，8%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什么不可能的？ 如果你问我，会不会跟林毅夫教授打赌，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是不会的。我没有信心。但我愿意跟你打一个赌，我赌20年后，根本没有人还能记得林毅夫教授曾经的预言。我赌没有人关心20年之后的事情。

查看详情>> 我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enter fo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的会议室里，一边开会，一边走神。 CSIS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智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排名中，CSIS经常排在国际政治类第一名，最近几年，它在国际经济政策类的排名也很靠前。这家智库的大楼座落在罗德岛大道。最让我好奇的是，CSIS的会议室、研究人员的办公室都是用透明的玻璃隔起来的。走在罗德岛大街上，一抬头，就能看到CSIS的研究人员有没有认真上班。办公室这么透明，是不是也有点过头了？我在心里暗暗嘀咕。 政治经济项目组负责人Matthew Goodman正在讲台上讲CSIS最近完成的一份报告：《破浪前行：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决策》（Navigating Choppy Waters: China s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at a Time of Transition）。Matthew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贸易政策，最熟悉的国家是日本。Matthew和助手David Parker做这个课题已经两年了，他们试图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决策过程做一个清晰简要的描述和分析。Matthew讲到，要想了解中国的经济政策决策，不能只关注政府的各个部门，还要了解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不能只关注中央的政策部署，还要关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这听起来像是在对美国的听众做普及，但吊诡的地方恰在于此。按道理来讲，中美之间的沟通交流渠道很多，那么多的商人、学生和游客相互往来，那么多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那么多的中国学者研究美国问题，但遗憾的是，直到如今，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的误读和误判。 不出我的意料，Matthew讲着讲着，话题就扯到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他说，美国在亚投行的问题上由于误读误判，犯了严重的错误，错失了一个良机。我们开会的这一天，正是报名参加亚投行的最后一天，眼看着盟友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亚投行，美国的郁闷可想而知。在Matthew之后，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演讲，她也开诚布公地承认，这次美国在AIIB问题上失算了，只能在以后再找机会跟中国合作。 为什么美国会错失亚投行呢？ 去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开会的时候，Matthew也参加了。当时我就问他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看法。按照他的解释，美国的财政部对亚投行心存疑虑，但并未一棒子打死，反对的是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出于冷战思维的惯性，国务院觉得这是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竭力阻挠其盟友参加亚投行。澳大利亚财政部其实对亚投行很感兴趣，但其外交部却疑虑重重。在美国的干预下，澳大利亚迟迟不敢提出参与亚投行。 其实，美国之所以错失亚投行，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国会从中作梗。美国人在观察中国政策决策的时候，经常会忽视党的作用，也不完全了解中国各地的巨大差异；同样，中国人在观察美国政策决策的时候，经常会忽视国会的作用。国会里的议员不像中央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国际交流的经验，他们大多是地方上的政客，但常常能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亚投行，说白了，就是因为国会中有一个“鹰派人物”强烈反对，但这位仁兄其实对中国问题一窍不通。另一个原因恐怕是，美国一开始对亚投行并不重视，不觉得这事儿能干得成。这期间恰好遇到美国财政部换届，主管领导不在，底下的办事人员拖拖拉拉、互相推诿，贻误了时机。 从另一角度来看， 恐怕中国也没有想到亚投行能有这么大的收获。中国一开始并没有考虑另起炉灶，总是寄希望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英主动找到中国和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希望能够改革IMF的投票权份额，增加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这在G20峰会上早已达成共识，但有关的改革方案至今还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正是出于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进展迟缓的不满，中国才开始考虑倡导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组织。 最初，金砖银行更吸引眼球。按说，金砖银行仅仅涉及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五国，成员国数量不多，且五国的政治经济诉求接近，谈判成本应该更低，但由于地域上分布太松散，而且在谈判中其它国家过于强调平起平坐，最终使得金砖银行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从机制上看，亚投行更为灵活。如果把思路打开，亚投行并不局限于亚洲，甚至不局限于基础设施。它的精彩之处，在于找到了一个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支点。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有关于全球失衡的激烈讨论，但西方的学者关注的更多是需求方，哪个国家储蓄太低，哪个国家消费太低，吵得不亦乐乎。亚投行的思路是从供给方入手，全球现在最稀缺的是投资机会。它之所以吸引这么多国家参与，不是因为大家都想跟中国这个土豪交朋友，而是想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 一个全新、开放的平台是各国都翘首期待的。中国这次能够在亚投行的路演中获得这么多的追捧，恰恰证明，开放的姿态是最受欢迎的。像CSIS这样通体透明，怕是会对研究人员的工作效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要是走到另一个极端，搞得深宅大院一般，最后只能是孤家寡人。 亚投行还没有到庆功的时候。当40多个成员齐聚一堂的时候，可以想象，有多少不同的意见，有多少激烈的辩论。亚投行要走的路还很长。

查看详情>> 核心提示：选中国人做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弊端在于，这会给亚投行带上浓厚的中国标签，最终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 亚投行一下子吸引到这么多成员国，美国想拦都拦不住，确实出乎国人的意料。我们能够看到的各种评论都在讲，中国这次出了一口气，东风终于压倒了西风。 且慢，亚投行连正式成立都还没有，更谈不上已经成功了。尽管开局很好，但很可能后面遇到的问题会更多。怎么融资，如何贷款，怎么评级，如何控制风险?这些技术性的问题还算相对容易，最难做到的是“正心诚意”。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亚投行是个什么性质。 我们看到的国际媒体评论大多在说，亚投行是中国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的一招。中国正在崛起，力量逐渐壮大，其它国家自然要追随中国。 且慢，美国确实有霸道蛮横的一面，但一个小小的亚投行，就能撼动美国的经济霸权吗? 亚投行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发起倡导的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国曾经欢呼雀跃的时刻，是1971年获得联合国席位，以及2001年加入WTO。这些成绩都很值得庆贺，但其性质不过是中国成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但在国际组织的建设方面有何建树呢?在北京的望京地区，距离我读研究生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国际竹藤大厦，这是国际竹藤组织的办公室。在很长时间，国际竹藤组织是中国参与建设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 亚投行对中国对重要意义不容低估。怎么把它建成一个成功的国际经济组织，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挑战。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并非中国自己的金融机构。亚投行并非是中国的亚投行，而是世界的亚投行。 怎么才能把亚投行建好，重要的不是举国热情，而是专业精神。坊间盛传亚投行的掌门人将是金立群，我也相信金立群先生是最佳人选，但他能不能担任亚投行首任行长，不是我们能够任命的，而是要靠成员国开会投票决定。 假设金立群先生顺利地当选亚投行行长，加之亚投行的总部据说就在北京的金融街，那么，首席经济学家的最佳人选就不应该是一位中国人，而应该是一位有国际声望的专家。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可供挑选的人选，中国有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比如，林毅夫先生连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都能做得，中国人做亚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有何做不得的? 选中国人做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弊端在于，这会给亚投行带上浓厚的中国标签，最终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很多评论者说，那些积极参与亚投行的成员国都是看中中国鼓鼓的钱袋了。这样说有些刻薄，但也不能不防着坏账的出现。亚投行毕竟不是个慈善机构，而是个金融机构，它的投资中自然有不少是中国的钱，我们难道不担心这些钱最后打了水漂吗?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谢林曾经说过，为了增加信誉度，需要主动地放弃部分自主权，这被他称为“绑住自己的手获得自由”。中美当年在进行最惠国谈判的时候，之所以谈得那么艰难，部分原因就在于双方不同的谈判机制。 美国总统可以跟中国的总书记和总理说，我非常愿意跟中国合作，但我背后国会那帮家伙不干啊。美国看似更被动，在谈判中却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如果亚投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经济组织，对中国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保护自己的利益，会更加有用。自己不用出面，自会有一套规矩约束大家，有一帮兄弟互相监督。“为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高智慧。 如果这些良苦用心能够为政策决策者体察，那么，不妨说说我心目中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人选。 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是保罗-罗默(Paul Romer)。罗默教授现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执教。我推荐罗默教授的理由是：第一，他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属于那些迟早要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 他对经济增长问题情有独钟，而亚投行的使命就是要把国际经济讨论的中心问题拉回到经济增长。G20峰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誓旦旦地讲，要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但到了最后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指责，全忘记了聚到一起到底是要干什么的。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可以验证，经济增长并非万能的，但没有经济增长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罗默教授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化有独到的研究。他在2009年的TED演讲中提出了“宪章城市”(charted city)的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中国的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启发。亚投行如果想要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比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已有的国际机构做得更好，必须在思路上有所创新，而罗默教授是一位极具思想独创性的学者。 第三，罗默教授并非一位书斋里的学者，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2001年他创办了一家名为Aplia的网上教育公司，2007年这家公司成功地被Cengage Learning收购。他还几乎成功地说服了洪都拉斯政府划出一片土地搞“宪章城市”。这么能折腾的大经济学家，不到亚投行这样的新生事物施展手脚，真是屈才了。 我还能想到其他几位候选人。比如已经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他曾经在世界银行做过首席经济学家，对多边金融机构的运作非常熟悉，是一位坚定的“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者。亚投行如果想要高调，斯蒂格利茨是一位很好的旗手，如果想要低调一些，可能斯蒂格利茨就不是那么合适了。他到哪里都会闪闪发光。 迈克-斯宾塞是另一位我能想到的候选人。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尽管斯宾塞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但他对经济增长问题越来越关注，组织了很多有意思的研究。 另外，从美国财政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鲍尔森，自己搞了个智库。人家都是“Think tank”，他说要搞“Do tank”，以他对金融机构的熟悉程度，以及在中美两国的人脉资源，对亚投行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谁来当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不过是一件“小事”。但就算是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也要更加谨慎，更有长远的眼光。亚投行要建，就要建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国际机构，要不然，还不如关起门来自己搞个国开行2号，以我们雷厉风行的作风，分分钟搞定，哪里犯得着跟57个国家耐心而艰难地谈判?希望亚投行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查看详情>> 1929-1933年大萧条是现代经济史上最悲剧的一幕。当有个记者问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先生，历史上有没有和大萧条一样的先例时，凯恩斯说：“有，它叫欧洲的黑暗时代，总共持续了四百年”。货币主义学派的大师弥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倾注心血研究大萧条的起因。他无比痛心的说，如果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斯特朗不是恰好在1928年英年早逝的话，或许就不会爆发1929年的金融危机。他评价斯特朗去世之后美联储的表现时，说他们是“无能”，其厌恶之情，跃然纸上。 弗里德曼心目中的这位英雄本杰明·斯特朗，1872年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一个名门家族。他的曾祖父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秘书，也是一家银行的创始人。斯特朗尽管出身于统治阶层，却是白手起家干起来的。他中学毕业的时候家道中落，斯特朗没有进入大学校园，直接到了华尔街。他先在一家经纪公司上班，后来又跳槽到了美国信孚银行。美孚银行是美国第二大信托公司，也是公认的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斯特朗在这家银行干得风生水起，41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总裁。 1912年，斯特朗参加了一次神秘的聚会。这次会议只有六个人参加，会场是在佐治亚州海边的一个私人小岛。参加会议的代表坐的是同一趟火车，但为了避免被人认出，他们装扮成要去猎野鸭的游客，互相不说话，也不在一起用餐。这个神秘的聚会，是为了讨论在美国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斯特朗，还有JP摩根的合伙人亨利·戴维森，担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纳尔逊·奥尔德里奇（NelsonAldrich）、金融家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美国最大的银行国民城市银行新任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以及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皮亚特·安德鲁（A PiattAndrew）。这是一个金融家们自发召集的会议。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安德鲁参加了会议，但他的老板，美国财政部长富兰克林·麦克维（Franklin MacVeagh）对此毫不知情。会议一开就是十天，他们一同起草了一份“奥尔德里奇计划”，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储备机构（National Reserve Association），其实就是个中央银行。奥尔德里奇计划的草拟工作，大多出自范德利普和斯特朗的手笔。 “奥尔德里奇计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美国的政治家和公众天生就对金钱资本充满了敌意。他们担心金融家们想要建立的这个机构，会变成一个无法驾驭的怪兽。奥尔德里奇议员富可敌国，他女儿嫁给了洛克菲勒的儿子。这样一个和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提出的法案，怎知不是金融家们的阴谋呢？“奥尔德里奇计划”在国会遇到了激烈的反对。保守派和来自中西部的共和党人联手，想要扼杀这一计划。幸运的是，在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的领导下，提出了一个新的“格拉斯计划”。新计划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格拉斯计划建议成立多个地方自治的机构，叫联邦储备银行，同时再成立一个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监管整个联邦储备体系，其成员由总统任命。1913年，威尔逊总统签订了《联邦储备法》，美国终于又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 金融家们对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他们相信最终的控制权一定会在自己的手中。美联储刚刚成立，戴维森和范德利普就商议，要推选斯特朗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在12个区域性联邦储备银行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王中之王。控制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等于对控制了整个金融体系。1914年，斯特朗成为新成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从此之后，他一直是美联储中公认的灵魂人物。 斯特朗风格硬朗、雷厉风行，在业内有着极高的声望，人们称之为“银行界的汉密尔顿”。他的眼界和见识远远超过了美国当时大部分政治家和银行家。斯特朗深谙美国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1907年美国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为了拯救摇摇欲坠的银行体系，摩根把纽约主要几家银行的总裁召集到自己的图书馆，等人到齐了，他就把图书馆的门锁上，到会的各位银行家如果不拿出钱参加救助计划，他就不放人走。斯特朗当时正是摩根的主要助手。他对20年代初期欧洲的金融动荡也高度关注。深谋远虑的斯特朗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避免在美国再次出现金融危机。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在《联邦储备法》中规定联邦储备银行有买入政府债券的权力。斯特朗说，这就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他颇为欣慰的说，如果能够在危机时刻果断的运用这一权力，就能够遏制任何恐慌。斯特朗在金融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他深知金融市场随时都可能出现动荡，而监管者必须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任何危机的前兆都不能掉以轻心。斯特朗患有肺结核病。他曾经说，信贷现象和肺结核病倒有几分相似。开始犯病的时候，一次轻率或放纵并不会带来严重的病情，可能之后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见病情发作，但炎症会逐渐发展，随后出现发烧、脉搏紊乱、咳嗽，最终带来巨大的痛苦。在斯特朗任内，美国曾经出现了两次经济衰退，一次是在1923-1924年间，另一次是在1926-1927年间。每一次，美联储都及时采取了增持政府债券的办法，果断而小心翼翼的，没有让小的金融动荡酿成大的经济危机。 遗憾的是，就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前夜，斯特朗去世了。1928年8月他就已经卧床不起，当年10月与世长辞。 斯特朗去世之后，美联储群龙无首，很快四分五裂。其他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早就嫉妒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力，凡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出的建议，大家本能的就要反对。高高在上的美联储又不能深孚众望。各地的联邦储备银行从来没有把领导当成领导，它们只将联邦储备委员会视为评估机构和监督机构。本来，在美联储内部，有一个由东部的五位行长组成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负责在公开市场上联合进行买卖操作。后来，其他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要求参加，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随之改组为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所有的行长都成了成员，都有一票决定权。纽约储备银行地处金融王国的心脏，对金融市场异常敏感，它不仅能感觉到纽约市场上银行遇到的流动性的压力，还能感受到和纽约的银行有业务联系的其他地区的银行是否遇到了流动性危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是能看到全局，但其他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却要力图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他们总是强调区域独立和地方利益。20世纪20年代还积极、有效、自信的美联储，到了1929-1933年，却变得消极防御、优柔寡断。 1929年股市崩溃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非常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除了鼓励纽约的各家银行自由贴现进行融资之外，它还买入了1.6亿美元政府债券。这一买入量大大高于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允许它买入的权限，但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声称，它有权为自己买入政府债券。按照当时联邦储备法的规定，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对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感到忍无可忍。当时任美联储主席的罗伊·杨尤其看不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藐视权威的作风。当斯特朗之后继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哈里森在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上建议大量买入政府债券之后，杨马上代表联邦储备委员会通知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目前总体情况还不够清晰，因而美联储无法制定并采取永久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杨后来离开美联储，担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他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带头反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罗伊·杨之后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是尤金·迈耶。迈耶理解并支持哈里森的做法，但却遭到其他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阻挠。时间长了，迈耶已是心灰意冷。到最后，人们发现，他对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职责越来越怠慢了。 1929年10月股市崩溃之后，美联储本来应该积极出手救助，但它反而紧缩货币政策。美联储从道德的角度，对市场上的投机性行为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先是直接施加压力，尤其是道德说教，后来直接提高贴现率。本来是想砸中老鼠的鞋子，扔到了脆弱的花瓶上。结果是物价急剧下跌，经济活动紧缩。1930年，股市逐渐企稳，但更严重的危机到来了。美国的银行业大规模倒闭。成立美联储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止银行业出现挤兑危机，但当危机真的到来的时候，美联储反而袖手旁观。他们错误的认为，市场竞争就是要淘汰一批“弱势”的银行，健康的银行会继续存活，而且会活得更健壮。他们错了。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引发连锁性的反应，市场上的恐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930年12月，一家存款量达到2亿美元的美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倒闭了。尽管这只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但它的名字让很多人误以为它是一个官方银行。市场此时已经是惊弓之鸟，哪里还能鉴别谁是健康的银行，谁是生病的银行。金融体系的多米诺骨牌倒塌之后，没有什么银行能够幸免于难。 1931年9月出现了英镑危机。英国在一战之后恢复了金本位制。当时任财政部长的是丘吉尔。丘吉尔对历史烂熟于心，但对经济却是一窍不通。他原封不动的照搬了一百多年前，牛顿担任英国皇家铸币局局长时候的英镑-黄金比价，似乎认为这样才能恢复大英帝国往日的辉煌。可惜这样的定价导致英镑高估。尤其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也受到冲击，英镑高估使得英国出口受挫，第一次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1931年英国正式宣布废除金本位制度，英镑贬值30%。英镑危机之后，市场上纷纷猜测接着退出金本位的可能会是美国，国外的央行和金融机构纷纷抛售美元资产、囤积黄金。这时候，美联储同时面临着两个危机，一个是国外的黄金挤兑，另一个是国内的银行挤兑。在对待国内金融恐慌时迟疑不决的美联储，面对国外的黄金挤兑时，却毫不犹豫。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懦弱无能的人在遇到他们自认为在行的事情时，会突然感到如释重负，于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为了制止黄金外流，美联储马上在1931年10月9日将再贴现率提高到2.5%，仅仅过了一周，又于10月16日将再贴现率提高到3.5%。纵观美联储的历史，这样急速上调贴现率,可谓空前绝后。如此剧烈的政策，固然阻止了黄金外流，但却导致国内银行倒闭和银行挤兑现象激增。这是一个转折点。一场疾风骤雨式的金融危机，如今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经济大衰退。 美联储的每一次失败，都增加了下一次失败的机会。面对公众的质疑和批评，美联储变得更加自暴自弃，它的一切努力都像是在为自己的失败找到借口，而它也越来越倾向于用缺乏权力而非缺乏判断力作为借口。1932年4月，在国会的压力下，美联储开始放松货币政策，尤其是实行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政府债券回购。1932年4-6月间美联储的大量回购操作，为市场上注入了流动性，缓解了货币存量的下降，显著拉低了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的收益率，慢慢的，物价企稳，经济也开始回暖。一切仿佛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但此时，彻底失去了自信心的美联储，即使在做正确的选择时也是三心二意。7月16日国会休会。国会刚刚休会，美联储就撒手不干了。刚刚走向复苏的美国经济，再度陷入衰退的泥潭。 当美国经济遇到最猛烈的风暴时，美联储却处于分裂和瘫痪之中。这是汪洋中的一只没有船长的船。剧作家易卜生说，当魔鬼想让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时候，他就创造了委员会。一开始，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点小小的自私和无知。这就像大堤上出现的一个细微的裂缝。然后，就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失误，和失误之后的慌张失措。捍卫自己尊严的私心压倒了拯救世界的雄心。因为大家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集体决定什么都不做。这一场乱哄哄的闹剧，仿佛已经成了每一个历史悲剧必有的桥段。

查看详情>> 原油、黄金，近段时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的攀升。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供应充足的流动性，此前，日本央行连续三天大举向市场注资，这也将使全球的流动性进一步的过剩。流动性的潮涌会对世界的经济来怎样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包括我们国家又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 小麦、玉米、国际期货价格持续走高，国际油价高位徘徊，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全球流动性潮 涌，哪些新问题需要直面挑战？ 近日，央视著名财经评论员何帆在《今日观察》栏目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评论和见解： 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都处在一个动荡期 现在这些大宗商品的波动表面上有很多理由，有人说：“这是因为日本的地震”，有人说：“这是因为北非政局的动荡”，甚至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因为中国要买东西，所以这些价格上涨。”其实背后的原因是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国际游资是扎堆的。国际金融里有一个术语叫“超调”，就是他调整的实际上比基本面要调得要多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大的炒作成分和投机成分。所以很多企业家在这段时间要睁大眼睛，不要把这个波动看成是趋势，因为到现在为止，整个国际金融的市场都是处在一个动荡期，树欲静而风不止。 新兴国家货币被迫升值是全球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结果 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是一场地震，那么现在的全球性泛滥就是海啸，它是一个次生灾害。它现在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变得更加的困难。真正洪水的源头是在发达国家，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现在基本上都是零利率，但是这些钱没有在他们国家留下来，现在美国人不敢买美国国债，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基金已经在他的资产组合里把美国国债全部清空了。欧洲的投资者也不敢买欧洲的债券，因为现在还不知道葡萄牙、西班牙会不会出问题。日本的投资者也不敢去买日本国债，因为日本现在的债务余额占GDP比例已经超过200%了，那这些钱就全部到新兴市场，到大宗商品市场。 原来的美国财政部长康纳曾经说过一句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现在全球流动性泛滥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把它放出来的，但是流入到的是新兴市场，新兴市场遇到的问题是一个通货膨胀，那么很多新兴国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5%，印度2010年的时候一直是超过8.5%的。另外，全球新兴市场的股票暴涨，当然中国是个例外。还有一个就是资本“热钱”流入。2010年，这个资本流入到东亚国家，除了日本之外的新兴的东亚国家，他的规模已经差不多达到了东亚金融危机之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就是已经到达警戒线了。还有很多新兴国家货币被迫升值，2009年到2010年，巴西的货币升值了38%，印尼的货币升值了26%，韩国的货币升值了24%，这其实都是因为全球泛滥，全球流动性泛滥最后带来的结果。 要进一步做好资本管制的工作同时密切关注外界情况 第一道防火墙就是资本管制，因为之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反对资本管制，他认为资本就应该是全球自由流动，但是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因为大规模的国际资本的流动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不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它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所以现在巴西以及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在采取各种不同的控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政策。那我们国家其实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始终是非常谨慎的，没有放开我们的资本管制，一旦我们放开资本管制，在资本账户下，这个资本可以大举的进入或者是流出，那中国的经济受到的冲击就非常的大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做好资本管制的工作，同时严密的监视外面的情况，我们才能更好的做到“以我为主”。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今年的物价稳定的任务比较严重，一个方面是我们因为国内的因素，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了。 从国内因素来看，因为我们可能有存在一定的经济过热，所以这时候它自然会出现物价上涨的因素。另外就是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所以如果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做到继续执行我们原来制定好的政策，就是通过主动的财政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同时非常谨慎的使用货币政策。现在央行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都是在收紧流动性。要不然国内的流动性很多，外面的钱又进来了，那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就真起来了。 此外，我们还应该更多的利用国际平台，加强国际间的协调。比如今年20国集团要讨论的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监管国际资本流动，能够如何更好的管理全球流动性过剩。管理好全球流动性过剩：第一就是要对这些源头要加强控制，美国、欧洲的货币政策是带来溢出效应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国家从源头上要进行监控。另外，各个国家之间，像资本管制的这些政策，该采取的就要采取，还有比如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有一些区域的这些货币合作组织就该发挥消防队员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想从源头上解决全球性的资本流动，需要做的工作还是非常多的。 继续更严格的执行资本监管政策 小的方面，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比如加强资本监管，我们都不需要采取新的更严厉的措施，我们只要把原来的监管政策能够更严格的执行，效果就会非常不错。但从大的方向来说，我们的风险还是很大，因为随着全球性流动危机，现在带来各个国家政策分歧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