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详情>>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成为万众瞩目的热点，财政政策却相对落寞。这和危机时期的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首要的任务是救助金融体系，避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各国在这方面仍然犯了不少重大的错误，比如，英格兰银行由于出手太慢，导致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北岩银行被挤兑破产，美国政府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没有救助雷曼兄弟，导致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了整个全球经济。但总体来讲，这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远逊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货币政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其次，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货币政策也明显地比财政政策更活跃。在西方国家，政府面临债务压力，财政政策的腾挪空间有限，只得倚重货币政策。在中国，所谓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名义上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来得更快，力度可以更大。在决策的时候，政府考虑的往往是如何使得政策的操作成本最小化，那么，货币政策是最称手的工具。 最后，货币政策之所以更引人注目，是因为危机之后，各国央行实行了各种超常规的货币政策，从政策工具到实施手法，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与之相比，财政政策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创新。增加税收几乎是不可能了，减税的效果又不清晰，要想增加公共支出，需要有合适的项目、需要有监督和制约，件件都是头疼的事情。 难道财政政策真的过时了？ 自从有国家，就有了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但经济学上所讲的财政政策，则是一个较为晚近的事物。这基本上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物，即凯恩斯所倡导的，在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可通过财政的手段，平抑经济周期波动，保证失业率接近均衡值。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主要关注存量，及政府的债务余额、财政偿付能力，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开始关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流量对宏观均衡的影响。在凯恩斯的模型中，短期内价格具有粘性，难以迅速调整至宏观经济均衡水平，可能会导致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将导致非充分就业。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改变总需求，导致产出水平的变化。具体而言，政府可以在企业不愿意投资的时候增加投资、在家庭不愿意消费的时候增加消费，起到带头和引导的作用，政府也可以通过补贴或减税的方式，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家庭增加消费。总需求上升了，供给马上就会跟着上升。 在实践操作中，如何衡量财政政策的效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经济学把政府花一块钱能创造出几块钱的产出，称为“财政乘数”。怎么甄别出来财政乘数的大小？经济学家们始终争论不休。比如说，根据标准凯恩斯理论，以扩大公共消费或投资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比以减少税收或增加个人转移支付的政策更有效。这是因为当给消费者一元钱时，由于消费者的储蓄倾向，该收入并不一定转变成需求的增加。但在经验研究中，有的学者发现恰恰相反，税收乘数会大于支出乘数。到底是扩大支出还是减税、一国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繁荣时期还是衰退时期）、一国的贸易开放程度、汇率制度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到财政乘数的大小。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如果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大，财政乘数可能也会较大。如果一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财政政策的乘数也就越大。 当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针对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质疑，很多学者甚至认为财政政策是完全无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挤出效应”：如果财政扩张导致利率提高，可能在公共需求增加的同时，把私人需求挤出了，总需求不会增加。（2）“李嘉图等价”：居民是有理性的，他们看到今天政府增加支出，就会想到明天政府会提高税收，于是，他们会未雨绸缪，预先增加储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扩大财政支出是否会导致本国利率显著高于世界利率，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国际资本流动会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李嘉图等价”只有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才成立：比如说，政府支出对居民的未来收入没有什么影响（但政府对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的投资很可能会导致个人未来收入提高）；没有信贷市场上的流动性限制，居民在预期未来税收下调时可以马上在当期借入资金，而在预期未来税收上涨时在当期储蓄更多资金。 财政政策的稳定职能之所以在20世纪末受到普遍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国家滥用财政政策导致的失败。美国在二战之后实施了“伟大社会”的宏伟计划，同时还要应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导致债务水平逐渐积累。20世纪70年代，当遇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国果断地采取了财政扩张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罗纳德 里根政府提出大幅减税和增加军费开支。虽然这一方案受到“供给学派”的启发，但其实际上属于凯恩斯主义扩张。克林顿时期一度出现财政盈余，但到了小布什时期财政赤字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世纪80年代末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日本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1992年8月至2002年2月间，日本政府共实施了12项财政扩张性方案，主要用于公共投资项目。但这一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扭转日本经济的颓势，这是因为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是私人部门旷日持久的去杠杆化进程和银行业的问题资产，财政政策对解决这类问题作用不大。而大规模财政扩张的结果是债台高筑。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中债务余额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 积极的财政政策未必总能对经济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有时候财政紧缩反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比如1982至1986年间，丹麦的财政紧缩程度约为GDP的10%，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这被称为“反凯恩斯效应”。 然而，在全球衰退的今日，财政政策发挥更积极作用的大部分条件都是存在的：全球经济受到了严重的需求冲击，全球产出出现负缺口，加剧了通货紧缩风险；全球短期利率处于低位，政策利率接近零，因此，不会存在挤出效应；由于银行惜贷，受信用约束的家庭和企业的比重增加。因此，与正常情况相比，此时向市场注入资金有望提高需求；全球各国相互协调或者至少是同时实施刺激政策。因此，即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效果仍然不会打折扣。 货币政策不能替代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优势是出招快，但由于复杂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其发挥作用会存在时滞，效果也并非可控：央行可以把钱发出去，但企业和居民怎么用这些钱，央行就无法控制了。财政政策需要事先有预案和准备，要经过漫长的预算审批，所以出招慢，但一旦实施，可以直接通过影响企业和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对投资和消费带来影响。从这一点来看，财政政策又比货币政策快捷、有效。货币政策好比地毯式轰炸，其实炸弹掉到哪里，投弹手自己也不知道。财政政策好比狙击手射击，要瞄准半天，但如果把握住了好的时机，必定一枪命中。 财政政策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配合结构性改革。好的财政刺激政策，一定要配合稳健的中期财政稳定计划，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信誉度，“锚定”公众的预期。财政政策要发挥定点瞄准的优势，可以因势利导，起到“四两拨千金”的效果。不必担心财政政策的决策旷日持久、争论不休，这恰恰是财政政策的优势所在。和专家治国的货币政策理念相比，财政政策更加民主、透明，能够提高公众对政策决策的参与程度，使一国之民，对政府所行之事，皆觉痛痒相关，且能依理就事、缕析利弊、合同存异。惟有透明、公开的财政改革，才能厘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碑。

查看详情>> 经济增长有其偶然性的因素，有运气的成分在内。一个小小的创新，可能会突然开始扩散，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往前追溯数代，我们几乎都是穷人的后代。我的爸爸是个农村娃，拼命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不再当个农民，而我的奶奶一辈子都没有上过学。穷人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这是我们应该去关心穷人的道义所在。但是，怎样才能让哪些在贫困线之下挣扎的穷苦大众改变命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经济增长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人生的幸福和心灵的安宁，经济增长不可能保证我们有一个清洁的环境，经济增长也不会自发地纠正收入不平等。但是，经济增长确实可以立竿见影地减少贫困。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最快速的贫困削减；相反，一旦经济陷入衰退，首先遭殃的就是穷人。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的很多工薪阶层，一夜之间又掉到了贫困线之下；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原来的中产阶级被甩进了贫穷的深渊。当人均GDP增加之后，饥饿、死亡率、贫困率都会下降，而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不仅贫困人数庞大，而且意味着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孩子们忍饥挨饿且没有上学的机会、妇女受到歧视和压迫。 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大哉斯问。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说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是如此令人着迷，经济学家一开始想就没工夫再去想其它问题了。遗憾的是，一代代经济学家上下求索，却仍然没有找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艰难的探索，留下的是一串失败的教训。这些失败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正是这些失败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解。 最初，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投资缺口，这一观点建立在多马模型的基础上。多马模型号称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理论模型，但这一模型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多马假设生产能力和资本存量保持固定的比例。之所以这样假设，是因为多马在1946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人失业，多马认为这将是一个常态，工人将追逐机器，所以只要集中考虑资本存量就行。如果我们假设产出和资本存量保持固定的比例关系，那么，产出的变化和资本存量的变化也会保持固定的比例。进一步，我们会推出来，GDP的增长率和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将保持固定比例。如果我们心目中有一个合意的GDP增长率目标，就能求出与之对应的合意的投资率。投资来自于储蓄，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不够高，这就存在“投资缺口”。 为什么发达国家会想到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借助外资弥补“投资缺口”呢？这是由于冷战的背景。有一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认为，苏联等计划体制国家能够通过“强制储蓄”，更快地提高其投资率，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是计划体制的“特定优势”。如果西方不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就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参议员的注意，他叫约翰·肯尼迪。肯尼迪成功地敦促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 大规模对外援助的结果如何呢？几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对外援助实现了经济增长。影响投资决策的是投资的回报率，如果投资的回报率高，人们自然会乐于投资。但对外援助无法提高投资的回报率，所以当这些受援国拿到更多的钱之后，它们只是把这些钱轻易地挥霍掉了。 痛定思痛，经济学家们又提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为了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要劝说它们对教育和科研进行投资。20世纪6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教育爆炸”。1960年，只有28%的国家实行了100%的小学普及教育，如今，一半以上国家都完成了这一目标。1960年，29%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大学生，现在，没有大学生的发展中国家寥寥无几。但是，教育爆炸推动了经济腾飞吗？没有。1960-1987年间，赞比亚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高于韩国，但其经济增长率却比韩国低7%。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民受教育年限并不逊色于西欧和北美，但其人均GDP却远低于后者。比如，美国的中学入学率为97%，乌克兰为92%，但美国的人均GDP却相当于乌克兰的9倍。科学技术也不会自动地带来经济繁荣，因为科技必须和市场结合。记得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当领导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自己在前面跑，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上来。技术过于超前，市场没有更上，那么这样的创新就只能是先烈，不可能是先驱。 还有经济学家主张节制生育，他们认为人口太多是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联合国也跟着起哄，他们购买大量的避孕套，免费发放给发展中国家。在萨尔瓦多和埃及，人们收到的避孕套太多，根本用不了，当地的人们别出心裁，把这些避孕套当气球吹起来，装点足球场。 避孕套的价格大约为33美分一只。要不要孩子是人生的大事，难道夫妇们会因为33美分而改变自己的决策？与其说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结果——当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之后，人口出生率自然就会下降。在农业社会，甚至到工业社会初期，孩子都是“投资品”。五岁的孩子就可以去打猪草，十几岁的孩子就可以去当学徒，给家里赚钱。可到了现在，孩子成了“消费品”，不，更确切地说是“奢侈品”。没有哪个父母会出于获得回报的目的去养孩子，现在养孩子的唯一动力就是图个乐，以苦为乐。父母怎么可能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呢？ 人口多，真的就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吗？如果经济体系出了问题，没有办法把每个劳动者的潜能发挥出来，当然会引起粮食紧张、就业紧张等问题，但如果经济体系运转顺畅，人口数量增长就意味着劳动人口增长，自然会增加经济活力。人口密度增加之后，还会扩大市场的规模，导致分工进一步细化，同时刺激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利好消息。人口到底是累赘，还是财富，不是人口本身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 在探索经济增长动力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还发现，政府有时候可能会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政府的失误可能是出于无心，比如有的发展中国家急于加速经济增长，不惜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放水，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举债，尤其是借了大规模外债，最终导致债务危机；还有的发展中国家一度信奉自力更生的政策，闭关锁国，拒绝和国际市场来往，失去了通过国际贸易的渠道学习到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机会。 也有一些是政府有意犯错。官员并非圣贤，在错误的激励机制下，他们会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公众的利益。腐败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很猖獗，简单地说，腐败相当于对企业的经营额外增加了一道税收，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深远。在一个腐败的体制下，规则极其不明晰，企业家不敢进行长期的投资。如果寻租比创新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企业家会把他们的才能都用于和官员搞好关系，称兄道弟，而非调查市场、研发新产品。 如果我们并没有找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而且经济增长还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和限制，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案例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增长有其偶然性的因素，有运气的成分在内。一个小小的创新，可能会突然开始扩散，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1980年之前，孟加拉国几乎没有服装业。全国的服装工人加起来不到40人。这一年，一位孟加拉国的企业家努尔·卡迪尔创办了一家服装公司。卡迪尔曾经做过官员，他交游甚广，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韩国的大宇公司。大宇也正想找到一个海外的生产基地，绕开美国和欧洲对韩国衬衣出口的配额限制，双方一拍即合。 1979年，卡迪尔送了130名员工到大宇接受培训。孟加拉国的工人学得很快。1981年，卡迪尔的公司就终止了和大宇公司的合作，他们现在能自己干了。1980年，卡迪尔的公司生产了4万件衬衫，到1987年，产量就达到了230万件。 故事还没有结束，在卡迪尔送去培训的130名员工中，有115名后来离开了卡迪尔的公司，自己当了老板。他们不仅生产衬衫，还开始生产裤子、背心和袜子。不到10年，孟加拉国的成衣出口额达到了20亿美元。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经济增长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这种出人意料的偶然性。凡是为政者自认为能够通过设计、规划、指导，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会以失败告终的。要想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要有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鼓励人们去创新。即使在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中，创新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为政者只能耐心地等待、细心地观察。创新和生活中的美一样：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对美的观察。最终，一旦发现有好的创新，政府就可以担当起推广者的角色，好让这些成功的尝试能够迅速地溢出，触发创新的链式反应。“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经济增长之所以如此稀缺，归根到底是缺乏不挡道、不盲动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