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详情>> 每到农历年底，许多服装品牌、运动品牌便会在工厂前或人流量集中的地方摆上摊位搞起“年终特卖”，这种以利郎为代表的年底品牌特卖会，早已成为泉州市民眼里熟悉且热闹的风景线。 然而，同样是特卖，今年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是更为丰富多样的内容：单打独斗的企业固然还有，同品类抱团特卖的也不在少数，多品类组合而成的全新升级版跨界特卖会则以品牌齐聚、品类汇集成为今年诸多特卖会中最具实力的饕餮大餐。 食品玩具与鞋服同台 2014年12月28日，为期10天的“中国鞋都第二届品牌鞋服国际采购节”落下帷幕。在国际采购节上，除了有安踏、特步、361°、匹克、乔丹、贵人鸟、德尔惠、喜得龙、喜得狼、圣弗莱等60多家本土一线品牌倾情助阵，还有鞋都电子商务中心400多家多元化网络时尚潮鞋商家倾情加盟。这种线下品牌与线上品牌集聚的特卖会在往年并不多见。 在同一天正式开业的是由晋江婴童产业文创园有限公司、晋江市食品行业协会、晋江市纺织服装协会、晋江市制鞋工业协会及晋江市安海玩具公会联合举办的“晋江品牌产品2015年春节特卖会”。 据该活动举办方之一、晋江婴童产业文创园董事长许清海介绍，与晋江其他形式的特卖会不同，本次特卖会无论形式还是规模都是泉州地区首屈一指的。据悉，本次特卖会集合了鞋帽服装、箱包、晴雨伞等户外用品、婴童产品、糖果、果冻等过节所需的各类物品。展区规划面积约1.28万平方米，分设女装儿童、男装男鞋、户外运动、玩具特卖、食品年货及婴童体验馆等共6个特卖展区，共吸引100多家品牌企业参展。 “特卖会最初是以利郎为首的，随后鞋服这一高库存行业出现越来越多的特卖会。今年，玩具、食品协会也加入到特卖会的‘大本营’中，牵头组织相关企业参加鞋服重镇的特卖会，这一形式在往年是十分罕见的。”一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事实上，该业内人士口中罕见的多品类特卖会今年在泉州地区并非只有一例。12月31日启动的为期36天的“第三届石狮服饰名品‘大抢节’”便在石狮服装城火热上演。在“大抢节”现场，记者发现本次活动不仅吸引了爱登堡、贵人鸟、圣吉奥、狼道、波司登等本土鞋服品牌参与，更看到旺旺、亲亲食品、老福头福头人米粉、喜庆礼品等食品的身影。 石狮市永佳食品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庄金锰告诉记者，永佳食品是第一次参加年终品牌特卖会，与鞋服品牌“同台”亦是首回。 泉州市纺织服装商会秘书长施正植表示，其实近两年品牌做特卖已经不新鲜了。从最初被消费者所记住的利郎年底特卖会，到各大商超、商场争相举办的鞋服特卖……早已屡见不鲜。但这种集聚鞋服、食品、玩具多品类的跨界特卖会在今年不约而同地“流行”起来。 “比起单一品类特卖会，这种全新升级的跨品类特卖会更像一场品牌狂欢嘉年华，实现吃喝穿用一条龙服务，更受消费者喜爱。”许清海告诉记者。 “前两届‘大抢节’我都有参加，听说这次参与的品牌更多、品类更全，去一趟会场就基本可以满足‘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人所需，方便实惠。”在泉州地区某服装工厂打工的詹先生逛了3个小时，提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跨界合作效益1+1>2 记者从石狮纺织服装商会了解到，近两年商会组织的几场特卖会平均可带来上千万元的资金回笼。可观的资金回笼，让陷入高库存的各大品牌放下高傲的身姿，主动加入各种形式的特卖会，加紧“瘦身”。 毋庸置疑，这两年库存一直困扰泉州鞋服品牌，年底林林总总的特卖会能够让这些品牌资金在短期内快速回笼。抓住全年最后一波时间节点，消化库存几乎被每家企业都提上营销体系的议程。 此外，不少企业表示，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一个企业、一个品牌、一个产品单打独斗的时代早已结束，唯有进行联合跨界，才能迸发出更多资本较量的可能。在产品功效和应用范围延伸的背景下，各行业间的界限正在逐步被打破，一定范围内行业之间早已是相互融合。 无独有偶，施正植认为，单个品牌企业针对的受众群体有限，消费者对同一品类的需求一般不会重复购买，把不同品牌及不同品类的需求集结，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一次性购买欲望。企业也从单兵作战变成集体抱团，更能凸显品类的丰富性。 “在产品同质化、市场竞争无序化的营销过程中，企业由过去关注企业本身转向关注消费者，并开始对消费群体进行细分。加上新型消费群体崛起，他们的消费需求已经扩散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对任何一款产品的需求也从基本功能延伸到价值品位。”晋江市旺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翁柏鸿分析，在市场竞争背景下，在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下，跨界合作是双方基于利益和现实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营销策略，可以让品牌进入更多消费者的视野，又能起到“1+1>2”的效益，提升大众品牌的形象，双方都能收获更大的利益。 帝牌男装财务总监陈棋榕告诉记者，国外有许多已经试水成功的案例，其每一次的“联姻”总能再创销售传奇，让合作双方赚得盆满钵满。跨界合作迸出别样的火花，的确对消费者有着致命的诱惑力。在中国，跨界合作目前将理所应当地成为诸多品牌企业营销亟须的新选择。 上述分析在今年的年终特卖会上得到了证明。庄金锰坦言，过去永佳食品只参加行业性展会，此次加入“大抢节”便是看中各品类可以互相带动人流的明星品牌效应。“民以食为天，本身是消费的基础。更何况，在这里企业能够提供多元化产品的可能性，十分便捷。” 晋江某本土食品企业为了参加“晋江品牌产品2015年春节特卖会”在产品上下了功夫，准备了适用于年货性质的大包、喜庆类的产品;而在营销方面，并未做太多举动。“不过，但凡到了现场的消费者都会到我们摊位上逛逛，因此每天多少都可以卖一点。” 特卖会现场的不少消费者皆坦言，多品牌聚在一起，不仅可以尽情挑选物美价廉的产品，满足一站式购物的需求，还很有年底采买年货的购物氛围。 特卖常态化如何刺激消费者是关键 每年年底，各种特卖场几乎占据了各大商场、各大商圈。今年11月，不仅运动品牌掀起线下的低价大促，利郎、九牧王等服装品牌年底特卖会在泉州各大商场、工业区相继拉开战幕，同一品类抱团的特卖不少，汇集多品类的特卖会也在火热进行。 然而，由于特卖会过于频繁，企业即使白菜价让利，似乎也无法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当库存成为全年营销的常态时，这对于市场消费者也再无刺激可言。 参加今年大型特卖会的某晋江玩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各个品牌企业规模的扩大，或多或少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由于受到经济形势和电商的冲击，品牌特卖已经成为常态。今年尤为如此，晋江特卖会遍地扎堆，即使多品类特卖会以全博众，但过于频繁的特卖会消费者并不买单。 “以往每年年终特卖会，客流量大，所以我们都只能抓紧时间，轮流吃饭，一天下来常常累得不想再开口说话。”某场特卖会一位工作人员许先生表示，今年的年终特卖会不仅折扣低，而且时间越来越早。“虽然春节是在2月份，但早在11月就已经开始举办了。如今的年底特卖会，也已经不是品牌最初带有员工内部福利性质的专场了，在商场、在大型的公共场所都举办，但人流越来越不密集，效果越来越差。” 为了避免人气惨淡，今年多场特卖会大力引进多项配套活动，利用儿童配套设施、大型车展、节目表演等互动活动提升现场氛围及人气。但这一“引流”的方式似乎力量有限。“本次特卖会在元旦期间很热闹，我们摊位的销售额十分可观，但接下来几天的人流十分一般，销售额也难以增长。”某童装品牌相关负责人刘女士道出了诸多企业的心声。 人流不稳定的问题，贯穿着今年多场特卖。而临时促销员难招、流动性大、成本高等种种困扰，也随之来袭。 柒牌泉厦区域直营督导苏国安表示，由于零售人员紧缺，公司在做大型特卖时都会聘用临时促销员。“做特卖时，我们一般会从原本终端店铺抽调个别员工，再额外聘用临促员。如此一来，特卖现场的零售人员7成来自临促员。”苏国安说，今年临促员的成本上涨至每天150元，但依旧难招。今年临促员招聘甚至出现区域不平衡的情况。“距离市区集中的地区，临促员比较好招，较偏远的地方几乎没有人应聘。” 庄金锰同样也为特卖会的销售成本感到颇为头疼。“销售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庄金锰告诉记者，食品毛利低，但销售员每天的人工成本、付出精力与销售额难以成正比。 专家眼:跨界合作是营销趋势 跨界特卖会这一全新升级特卖形式，是企业、协会们关于特卖的新尝试。业内人士表示，消费者毋庸置疑会更青睐异业联动的特卖会，但在运营过程中，能在跨界中谋求共赢并不容易。人们的消费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购买行为，而更加热衷追求消费空间及心态。类似多维度的品牌跨界所带来的一站式体验是未来趋势。 “营销跨界通过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品牌与品牌之间的相互映衬和相互诠释，使企业整体品牌形象和品牌联想更具张力，从而改变了传统营销模式下品牌单兵作战易受外界竞争品牌影响而削弱品牌穿透力、影响力的弊端。但品牌跨界并非简单的复制、组合、嫁接，而是彼此找到共同的品牌价值语言、共性和包容力，品牌间的跨界才能拥有一切同心合作的可能性。”实战派营销管理专家郭汉尧说。 在郭汉尧看来，未来跨界特卖会将会是一种趋势，不论是品牌之间的联姻还是纯粹的营销创意，唯有跳出品牌看品牌，跳出行业看行业，实行一些“无边际”的运作，才能大胆嫁接，超越思维，实现共赢。 协会可牵头解决引流、人工问题 今年的特卖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人流不够、人气不旺，销售成本过高等问题成为不少企业、特卖会举办方所困扰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行业协会及时出面，整合资源。 在举办“首届海西品牌装嘉年华”之前，泉州市纺织服装商会便考虑到人流量这一关键问题。为了满足企业对人流量的需求，泉州市纺织服装商会和福建省邮政公司泉州市分公司达成合作，由邮政在各个网点柜台负责面对面向客户宣传，并将意向客户带到特卖会场。邮政相关负责人李碧清透露，早在特卖会开始前一周，邮政便在柜台发放特卖会抵用券，并分别一一致电邀请老客户到会场。 “和邮政合作引流是一种创新，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做，做得不够完善，但这一种引流方式得到了参展企业的肯定，我们明年会持续做下去。”泉州市纺织服装商会秘书处主任林国强说。 对于临时销售员难招、成本高等问题，石狮纺织服装商会站在行业的角度，率先搭建了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输送人才，解决年底企业的普遍难题。石狮纺织服装商会相关负责人黄智军告诉记者，商会搭建了一个建立于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实习平台，商会举办活动提供给学生实习的机会，再由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就很好地解决了学业冲突和待遇问题。而商会也利用了这一平台，在特卖会时为应届毕业生和有需求的企业提供机会。 向下游国家销库存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服系主任、教授肖文陵认为，如今泉州鞋服行业的库存是多年前积攒下来的，通过特卖会的形式只能消化极少部分库存。 为此，肖文陵建议，泉州服装产业的发展应依据国际流行体系自上而下的传播规律，立足本国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向文化相近的国家和地区传播，而不是仅限在本土市场消化库存。“像韩国的时尚服装产业，就是在努力完善和巩固本国时尚市场的前提下，再向中国市场发展，并产生良好的效果。而我们也可以将这些库存卖到经济低于中国的其他国家。” 肖文陵的观点得到不少企业的支持。陈棋榕认为，本土企业应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健全营销网络，引导企业将加盟店模式转移到中西部市场、三线城市、县城和中心乡镇，抢占农村市场;并由行业协会牵头，在控制非本土服装品牌到本地的同时，组织企业进入北京、广州、义乌等比较成熟的尾货市场。

查看详情>> 绥阳县委书记、清华大学研究生职业生涯教练尹恒斌应邀到清华大学作专场报告。　　　井然的秩序、整洁的路面、高耸的塔吊、绚丽的灯光、热闹的广场舞……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是一个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小县。 　　这就是法治周末记者初到绥阳的印象。 　　据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强介绍，就在3年之前，这里还是典型的脏乱差：白灰的路面一天到晚尘土飞扬，交通混乱，姑娘晚上不敢上街，整个县城寥寥两栋高楼，一到晚上黑乎乎一片。 　　城市容貌可能只是表面，但数字从另一个维度描绘了这种变化。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绥阳县经济发展综合考核排名在贵州全省88个县中位列64位，而到2014年已跃升为全省第3位、非经济强县第1位。而在群众满意度方面，绥阳县的排名也由3年前的后10名蜕变为目前的前10名。 　　用3年的时间完成这样一场“华丽转身”，绥阳的秘诀是什么？很多干部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人：尹恒斌。 　　2011年10月，尹恒斌从江苏省建湖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苏建湖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的位置上调任绥阳县县委书记，并成为绥阳2011年县委换届之后的新主官。 　　尹恒斌的到来并非偶然。就在4年前，贵州的主政者明确了“不但要引进项目，还要引进人才”的思路。从2010年至2011年间，贵州分两批从江苏、浙江、山东、重庆等经济发达省份(市)引进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尹恒斌就是其中一员。 　　三管齐下狠抓干部作风 　　新主官首先带来的是作风的转变。 　　“干部作风跟沿海的差距太大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基层群众想要办一件事，要常常请客送礼。沿海也有，但不是普遍现象，这个是我没想到的。虽然不是每件事都是，但是比较普遍。”尹恒斌这样描述他初到绥阳时对干部作风的印象。 　　而作为当地干部，郑强还记得3年前绥阳干部们的“老派作风”：从县里到乡镇，上班时间要么找不到人，要么玩游戏。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要么消极粗暴，要么吃拿卡要。干部们每天最上心的就是打麻将，一到晚上，绥阳的各大茶楼人声鼎沸、灯火辉煌。 　　“当时贵州省关于组织工作的两个满意度测评，绥阳都是全省、全市倒数第一。”绥阳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政研室主任冉光辉坦言，“应该说这个排名最能反映出当时的情况。” 　　据冉光辉介绍，当时绥阳的干部作风问题已经引发了很多问题，不仅党群、干群关系紧张，连企业项目也难以推进。 　　于是，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密集调研后，作风建设成为尹恒斌到绥阳后主抓的第一件事。 　　2011年年底，绥阳县召开作风建设大会，提出了“作风建设狠抓一年，持之以恒抓一届”的思路，一场纠风治散的“整风运动”在绥阳全面铺开。 　　回想起这场持续至今的作风建设，茅垭镇党委书记付小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最初干部们私下讨论，以为和以往一样就是“一阵风”，甚至不少干部选择了观望。 　　但观望的结果却是，原本以为可以轻松应付的作风建设，实际上让很多干部“压力山大”。干部们不仅要一改过去随时脱岗的懒散作风和对群众呼来喝去的消极态度，而且连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麻将也不能打。 　　“我们作为乡镇书记还是适应的，但是大部分干部不适应。”付小波说，“就连其他县、甚至市里的干部都说，你们绥阳是不是搞左了，连麻将都不能打。现在他们才知道，绥阳只是比其他地方超前了一步。” 　　如今，绥阳干部作风已经焕然一新，办事方便、微笑服务已经成为新常态。“以前到镇里办事，跑三四趟不一定能办成。现在几个小时就办好了。”在太白镇，一位村民笑着说。 　　冉光辉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绥阳的作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实效，就在于不仅“动真碰硬”，而且方法科学——评议排名、暗访曝光、办案惩戒就是绥阳作风建设的“三大法宝”。 　　据了解，每次作风建设大会，都会按县直机关、垂直管理部门、乡镇分门别类进行现场评议，并对连续两次评议靠后的部门实行问责。作风建设开展3年以来，已经有5个部门一把手因此被降职撤职处分。 　　而由作风办组建的暗访组，则会常年不定期携带摄录设备，对各个单位干部到岗及工作情况进行明察暗访，不论是迟到早退、网购、打游戏等不作为，还是违法违纪等乱作为，都会拍成警示教育片，并在每次作风建设大会上进行曝光并通报处理。 　　此外，以作风建设为契机，绥阳县以损害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突破口，先后查处了包括绥阳县国土局副局长、住建局副局长、风华镇光明村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多名领导干部。 　　“这也为全县干部敲响了警钟。”冉光辉说。 　　思维转变助推招商引资 　　新一届县委对于作风建设的真抓实干不仅一改群众此前对于党员干部的固有印象，更让此前陷入停滞的项目得以“复活”。 　　“诗乡印象”城市综合体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项目在尹恒斌到来之后，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此前两年多没能实现的进展。曾经想离开的投资方上海唯中集团董事长詹贵成不仅决定留下，更进一步扩大了投资。 　　如今，整个工程投资近4亿元的“诗乡印象”城市综合体已经成为绥阳城市建设的龙头项目。 　　“自从开展作风建设以来，绥阳县政府部门办事效率高，服务观念有了很大转变，不知道比以前强了多少倍。”詹贵成说，“这得益于尹书记大刀阔斧的作风建设，我对投资贵州更有信心了。” 　　正如詹贵成所说，不仅是工作作风，绥阳干部的服务意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尹书记的很多观念、理念对我们来说也是颠覆性的。”冉光辉跟记者提到了这样一句口号：“把群众当亲人，把老百姓举过头顶；把客商当亲人，把企业家举过头顶。” 　　冉光辉告诉记者，最初干部们对于新来的县委书记提出的“把企业家举过头顶”的理念并不认同，一些干部甚至质疑这样提是否恰当。 　　“他们认为客商到绥阳投资就是来赚钱，赚钱就要交税，我作为干部代表党委政府对你实施管理，为什么要给你提供服务？大家习惯于传统的思维——干部就是管理者。”冉光辉说。 　　全县干部大会、项目建设现场观摩会……尹恒斌则利用各种机会来修正干部们的“管理者思维”。 　　他这样引导干部：表面看是服务客商，深层次是服务发展——有了企业才会有百姓就业、城市繁荣，有了税收才能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发展上。“搞不好服务，客商不来，谁来给你创造发展的条件？” 　　绥阳县供电局堪称是服务意识转变的典范。郑强告诉记者，过去由于态度蛮横服务差，供电局被称为电老虎，每次满意度测评都处于倒数的位置。而如今，还收到了企业送来的锦旗。 　　郑强的话在绥阳华夏陶瓷厂总经理王麟华处得到了印证。 　　王麟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过去供电局拉闸限电不会通知企业，往往炉子正烧着，突然就停电了，正在烧制的瓷片只能全部报废。如今供电部门的服务态度则大有改观，拉闸限电会提前通知企业做好安排。 　　“原来是我们去求他们，现在是他们主动来问我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事情，一个电话对方马上就到，而且是现场办公。”王麟华说。 　　尹恒斌和当地干部还主动出击，到全国各地招商引资。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到绥阳投资。包括中电投煤电锰循环产业园、广东精密铸造产业园、福建金银花科技产业园、贵州军民融合产业园等在内的多个数十亿元级的项目已相继落户绥阳。 　　2013年，绥阳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列全省第一。 　　“尹书记跟客商一起，有一张椅子一定是给客商坐。合影也一定是客商站中间，他和其他领导站两边。他是真心诚意地尊重企业家，但在廉政问题上又分得很清楚。”郑强告诉记者，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客商慕名而来。 　　冉光辉对记者感慨：“尹书记把东部的先进理念拿到这边来，现在绥阳干部思想解放的程度，在贵州已经走在了前面。” 　　人才机制激发干部活力 　　外地客商的大手笔投资并不全集中在县城，比如，由东北客商投资10亿元的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就在距离绥阳县城20多公里的茅垭镇。 　　而值得一提的是，茅垭镇曾经因为资源匮乏、交通闭塞，是很多干部都不愿去的“不毛之地”。而现任镇党委书记付小波则把这里建成了绥阳城镇建设的典范。 　　在茅垭镇镇中心，法治周末记者看到不少建筑工人在紧张地忙碌着，几座规模不小、别致漂亮的楼盘正在青山绿水之间拔地而起。付小波告诉记者，这是茅垭镇依托自然环境打造的一个城市综合体——“芙蓉水乡”。 　　“我们镇依托山水资源拟了一个思路，叫做玩水经济。主要分农业、城镇建设、生态旅游、文化建设4个板块。”据付小波介绍，仅在农业方面，通过做高端淡水鱼养殖，年产值就已超过1亿元。 　　付小波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都有赖于尹恒斌主政绥阳之后推行的新的人才机制。 　　“先公推，推出来以后进行临场演讲。当时我是第一个被抽到的，很忐忑。”付小波坦言，这种选拔方式以前从未有过，大家都感到很新奇。“这个机制非常好，对大家也公平。” 　　让付小波更加兴奋的是，自己的人生价值终于可以得到充分展现。 　　“以前干事情几头受气。其他乡镇的书记要来骂你，说你出风头。下面的干部骂你，说你整天就想捞政绩。老百姓也有不满意的。我们就不敢干了。”付小波说，“但是在现在的机制下，大家都相互比拼。越干事，大家越认可，整个氛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付小波还特别提到，尹恒斌对于基层干部的担当让干部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事。 　　对此，尹恒斌解释道：“很多干部当时不在状态，他的才华施展不起来。为什么？他对组织上不够信任，就想找人找关系。选拔人才一定要公平公正，这个风气特别重要。同时，这也是一个风向标，我希望大家清楚我们选人没有私心。” 　　事实上，绥阳县不仅在本县中选拔干部，更面向全国引进人才。就在2012年，绥阳向全国公开择优引进了20多名乡科级干部，其中不少是紧缺人才。 　　“人才引进方面，思维也是打开的。绥阳要走出贵州、走向全国，就要有全国性的高级人才。”尹恒斌说，“而且人才是包括多方面的，不仅是党政人才，也包括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科技人才、农业技术人才等，我们要打造立体的人才队伍。” 　　杨春就是尹恒斌从清华大学引进的博士生，他带着同是清华大学硕士的未婚妻来到了绥阳。 　　“真正吸引我来这里的是工作的氛围。这里有良好的干事创业平台，在西部像尹书记这样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把绥阳的各项事业都做到蓬勃发展、人民满意，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对待群众、对待客商的态度上，这是真正打动我的。”杨春说。 　　尹恒斌则告诉记者：“我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以绥阳为实践锻炼平台，帮我们民族培养一批既能仰望天空、又能脚踏实地的人才，这也算我未来的一个贡献。其实不仅仅是项目，人才也是贡献，而且是更大的贡献。” 　　用金银花打造绥阳品牌 　　品牌专家郭汉尧也是尹恒斌重点引进的人才之一，今年刚刚被评为贵州省“百人领军人才”，他还记得自己给绥阳干部上的第一堂课：关于品牌。 　　“尹书记思想很解放，我相信国内没有多少领导会请专家来给干部讲品牌。其实现在县域经济发展了，品牌建设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郭汉尧看来，一个县和一个企业在营销上道理是一样的，做品牌的关键就是抓住差异化。 　　“所以课一上，绥阳的干部就产生了疑问，绥阳有什么？绥阳什么都有，但大家什么都没记住。”郭汉尧说。 　　就在这个时候，在当地有着数百年种植历史的金银花进入了尹恒斌和郭汉尧的视线——金银花不仅是众所周知的良药，而且是纯绿色的，可以守住生态底线。 　　在接下来的课上，郭汉尧套用自己的尖刀理论提出，把金银花作为产业尖刀，以带动整个绥阳经济。 　　“尹书记就跟我说，你的理念很好，大家都说应该干，可是没人领着干。你能不能来帮帮我们，将来绥阳金银花产业发展了，你就是开创者。”郭汉尧笑称尹恒斌很会打动人，“听了很有成就感，但早知道创业这么累，我不一定会来。” 　　郭汉尧从绥阳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从品牌营销入手，用深加工做支撑，最后反过来引导种植，并获得了尹恒斌和县四大班子的支持。这种模式后来被贵州省委副书记李军称为“反弹琵琶”。 　　“尹书记是全国第一个把金银花作为产业提出来的，而且发展战略是把一产、二产、三产打通。”在郭汉尧看来，尹恒斌有百姓情怀，三产打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其实发动老百姓种不难，但种了以后卖给谁？” 　　不仅如此，尹恒斌对于打造金银花产业也是尽心尽力。 　　一个有趣的例证就是，绥阳县干部普遍作为手机彩铃的《金银花之歌》的作词者就是尹恒斌。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为了拿下金银花消耗大户贵州百灵，尹恒斌亲自前往拜访了三次，为绥阳拉来了10亿元的大投资。 　　“尹书记比我们县里其他人看的都要远。好多基层干部的思维放不开，他就觉得我们拿什么来做品牌？好像只有等东西值钱了才能打品牌。但恰恰是打了品牌，东西才值钱。这也是东西部理念的不同。”郭汉尧感叹说。 　　目前，绥阳已成为第5个“中国金银花之乡”，而围绕金银花设计的70个创意项目也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此外，规划用地1000亩的金银花科技产业园已经有7家企业入驻，12家企业签约或达成意向协议。 　　郎笑笑食品公司是2013年第一家进驻产业园的企业。企业董事长李兵告诉记者，郎笑笑此前是一个做果冻的小厂。2011年尹恒斌任职绥阳之后，提出“对外招大引强，对内盘大做强”的理念，培育绥阳的中小型企业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成为了新政策的受益者。 　　如今，郎笑笑已经成为以生产金银花凉茶为主的大型企业，年营业额高达6000万元，并获得了贵州省著名商标。 　　群众第一创建幸福绥阳 　　在通往金银花产业园的幸福大道上，“开放绥阳、效率绥阳、魅力绥阳、幸福绥阳”的标语很是醒目，和周围正在快速生长的高楼交相呼应。 　　“以前绥阳没有电梯楼，这些高楼都是近两年才盖起来的，而且都是外面的投资，因为他们很看好绥阳的发展前景。”郑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真正绥阳自己投资的只有一座中学和两座医院。 　　郑强还告诉记者，以前绥阳的教育一直是处在遵义最末的位置，特别是高考升学率非常低，和绥阳“诗乡”的名号完全不符。老百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很大，每次人大政协开会，讨论的焦点总是教育。 　　“尹书记来了后，提出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把最好的建筑修在学校。”郑强说，这才有了眼下的新绥阳中学——一座建在山脚下的投资4亿元、能容纳6000名学生的全省一流的示范性高中。 　　在绥阳县医院新建的12层住院综合大楼里，当地居民陈文志告诉记者，以前县医院连CT也做不了，稍微大点的病，都要去遵义看。而如今,医疗条件和服务态度都比以前好多了。据了解，通过加大对软硬件的投入，绥阳的两家医院今年都通过了二甲评定。 　　在距离县城最远的大河村，老支书曾因为交通不便20年没有进过县城。今年6月，尹恒斌前往大河村调研。和村民们座谈之后，他承诺了两件事：修通移动基站，修好进村公路。如今这两个承诺都已实现。 　　“尹书记来了之后，倡导所有的干部定期走访群众。每月15日这一天，县级领导干部都要下乡进村，每个月要有3天以上时间深入基层一线、走进田间地头。”冉光辉介绍说，“尹书记喜欢去乡下调研，经常住在农家，他让办公室的同志建了一个表，把全县117个村子都列了出来。” 　　“在茅垭，乡亲可能不认识我这个镇党委书记，但是认识尹书记。”付小波说，每次尹恒斌只要下来，就会一个人去老百姓家走一走，坐一坐。 　　事实上，即便平时在县城，尹恒斌也习惯吃完晚饭，没事就自己一个人上街散步，和市民面对面聊天，以了解群众需求。不只一个干部跟记者讲，这种亲民作风是以前没有过的。 　　如今，尹恒斌“乐于把群众当亲人，善于给百姓做儿女”的理念已经深深植入绥阳干部的心中。绥阳县洋川镇党委书记陈仕耕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洋川镇属于城关镇，虽然服务新城区建设的拆迁任务非常重，但仍然实现了和谐拆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群众放在心上。 　　陈仕耕说，他们实现和谐拆迁的秘诀很简单，就是用法、用理、用情。“他身体不好，我们帮他弄了个小摊摊，并办好了相关证件。他的小孩要读书，我们也帮他办好。我们都是当成自己的事办。”陈仕耕说，“拆迁户想不通，干部就去他家陪他聊天、陪他吃饭，用情打动他。” 　　“尹书记还强调法治思维。不管你是谁，都要一碗水端平。我们的后台就是宪法、就是法律。个别老百姓漫天要价，该处理的要处理。大家一视同仁，讲究公平正义，在西部是很难得的。”付小波也这样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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